当前位置: 网站首页 > 法学论文 > > 文章 当前位置: 法学论文 > 文章

柳宗元被贬柳州的生活、心态及其作为

时间:2020-03-26 07:12:20    点击: 188次    来源:法律在线    作者:张曼雨 - 小 + 大

摘 要: 元和十年(公元815年)柳宗元从永州被贬至更为偏远的柳州,元和十四年(819年)在柳州逝世。柳宗元一方面要忍受暑热过半的气候和疔疮等疾病的折磨,另一方面还要面对政治上的失意及与亲朋好友的分离,难免生出些许远离政治中心的被抛弃感、失去自由的拘囚感以及一时的生命荒废感。但是面对政治上的再一次打击,他仍能带着悲怆的失落心情,在恶劣与孤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“辅时及物”“利安元元”的政治理想和抱负,并努力付诸实践。他在柳州期间为官清廉,努力改变当地愚昧的观念,改革弊政、释放奴婢、兴修寺庙、兴办教育、发展经济,给柳州留下了珍贵的财富。

  关键词: 柳宗元; 柳州; 贬谪; 境遇;

  柳宗元(773—819年)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。唐顺宗时期,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、王伾倡导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,被贬至永州,元和十年二月(815年)被复召回京。此时,反对王叔文一派革新的宰相武元衡仍掌握朝中大权,“谏官争言其不可,上与武元衡亦恶之。”[1](P7708)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”,[1](P7709)直至“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,时年四十七”,[2](P4214)未能再重归于庙堂。其在柳州虽仅四年,但创作诗文百余篇,占《柳宗元集》近1/5。其时柳州文教昌明,政绩斐然,对柳州百姓之贡献不胜枚举。

  一、元和时期的柳州

  柳州,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,位于广西中部。西汉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汉武帝在此设置潭中县(属郁林郡),即为柳州之开端。此后,数易其名。开皇十一年(591年)隋文帝将潭中县改为桂林县,后又改为马平县。天宝元年(742年),唐玄宗将马平县改名为龙城郡,属岭南道。乾元元年(758年),唐肃宗使龙城郡复名柳州,并沿用至今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:“柳州,龙城。元和户一千二百八十七,乡七。”[3](P926)地处岭南道的南部,远离京城,东南为驾鹤山,西南为仙奕山,崇山峻岭隔绝了其与中原的直接交流,加之又是少数民族(以壮族、瑶族、苗族和侗族为主)聚集地,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自然、文化与政治环境。

  就自然环境而言,柳州地处岭南,唐人多以为瘴乡蛮俗之地。南方地卑且土薄(地卑,故阴气常盛;土薄,故阳气常泄),[4](P6)使得岭南一年中暑热过半,晨昏多雾,春夏雨霪,一日之内天气变化多端。《马平县志》载:“五岭以南,号曰炎方……若城依岩谷,或近卑湿,崎岖厄塞,有近午方见日着。至若蛮溪、僚峒,草木蔚荟,虺蛇出没,江水有毒,瘴气易侵。”[4](P6)清代时柳州自然环境仍如此恶劣,可想而知在将近一千年前唐朝的状况。柳宗元在赴任柳州途中所作《岭南江行》亦云:“漳江南去入云烟,望尽黄茆是海边……射工巧伺游人影,飓母偏惊旅客船。”[5](P466)描述了岭南的奇异景象漳江、黄茆、射工、飓母等,足见当时岭南地区的荒凉落后与环境艰险。

  就文化氛围而言,岭南地区崇山峻岭的天然阻隔使其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,与中原文化存在较大差异,呈现出落后、封闭的特性。《马平县志》载:“但拙于治生,鲜有盖藏……语言、服食、婚姻、丧祭之事,与汉民迥异。至鸡骨占年,鹅毛御腊,信鬼崇巫,其积习也。”[4](P19)柳宗元任刺史后在所作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中提及:“越人信祥而易杀,傲化而偭仁。病且忧,则聚巫师,用鸡卜。始则杀小牲;不可,则杀中牲;又不可,则杀大牲;而又不可,则诀亲戚饬死事,曰‘神不置我矣。’因不食,蔽面死。以故户易耗,田易荒,而畜字不孽。”[5](P310)可见,柳州之地鬼神巫术盛行,教化仁义不得伸张,风俗习惯很是落后。故其在《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》中写道:“惟柳州古为南夷,椎髻卉裳,攻劫斗暴,虽唐、虞之仁不能柔,秦、汉之勇不能威。”[5](P54)


  就政治环境而言,由于岭南地区地处穷荒、环境恶劣且文化落后,便成为被贬官员的去处之一。唐朝对贬官处置十分严酷,“诸刺史、县令、折冲、果毅,私自出界者,杖一百。”[6](P185)规定官员不得擅自离开贬流之地,违反规定者,处罚严酷,常有性命之忧。宪宗元和十二年(817年)四月,明确规定了对擅自离开州县官吏的处罚,“应左降官、流人,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,如擅离州县,具名闻奏。”[7](P546)所以被贬官吏只能恪尽职守,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。如唐贞元十五年(799年)长安人韦丹到广西任客管经略使兼容州(今广西容县)刺史,他“教民耕织,止惰游,兴学校,民贫自鬻者赎归之,禁吏不得掠为奴……教种茶、麦,仁化大行。”[8](P7)从而促进了容州的发展。

  二、柳宗元被贬柳州时的生活环境

  柳宗元于元和十年(815年)六月到达柳州,元和十四年(819年)去世,年仅47。从永州再度被贬至柳州,柳宗元在柳州生活的期间,要面对比永州更为恶劣的环境。

  (一)身体状态。

  岭南地区“阴森野葛交蔽日,悬蛇结虺如蒲萄”,[5](P458)自然环境十分恶劣。柳宗元在进入岭南道,前往柳州的途中给韦珩寄了一首长诗,其中提到“炎烟六月咽口鼻,胸鸣肩举不可逃。”[5](P458)以此来述说自己周身疲乏,忍受不了在炎热气候赶路却又逃脱不了的状态。初到柳州后,柳宗元还生了一身的疔疮,虽然死里逃生,但不久又染上了一种剧毒。《寄韦珩》提及“奇疮钉骨状如箭,鬼手脱命争纤毫。今年噬毒得霍疾,支心搅腹戟与刀。迩来气少筋骨露,苍白瀄汩盈颠毛。”[5](P458)可见,柳宗元被贬柳州后虚弱的身体状态。元和十二年(817年),柳宗元在《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》中以“病来方外事多违”[5](P468)向浩初上人说明因自身多病而未能应邀前往观仙人山。《柳州寄丈人周韶州》中写道“越绝孤城千万峰,空斋不语坐高舂。印文生绿经旬合,砚匣留尘尽日封。”[5](P465)表明柳宗元到柳州后因身患疾病而终日卧床不起,官印因久不用而生绿,砚台因久不磨而积尘,从侧面反映了柳宗元在柳州期间身体虚弱、多病缠身的情况。

  (二)戚属情况。

  柳宗元到达柳州后,不仅身体多有不适,且陪伴在身边的亲人亦寥寥无几。关于柳宗元子嗣的情况,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记载:“子厚有子男二人:长曰周六,始四岁;季曰周七,子厚卒乃生。女子二人,皆幼。”[9](P182)此文虽写于柳宗元逝世之后,但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柳宗元在柳州期间,其孩子们仍很年幼,需要有人照料。

  柳宗元的追随者们情况也不乐观。其堂弟宗直自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后,历经永州、柳州十余年伴随其左右,然到达柳州仅二十天后,于七月十七日因病去世。柳宗元在《祭弟宗直文》和《志从父弟宗直殡》云:宗直生“刚健好气”,“作文辞,淡薄尚古,谨声律,切事类”,[5](P135)“汝生有志气,好善嫉邪,勤学成癖,攻文致病,年才三十,不禄命尽。苍天苍天,岂有真宰?知汝德业,尚早合出身,由吾被谤年深,使汝负才自弃。”[5](P441)表达了对宗直英年早逝沉痛的惋惜、悲痛,也悔恨由于自己遭贬而连累宗直,使其有才而无用武之地。另一亲属宗一随柳宗元至柳州后,于元和十一年(816年)赴江陵,到湘鄂之地安家。为此柳宗元作诗文一首《别舍弟宗一》:“零落残魂倍黯然,双垂别泪越江边”,[5](P468)表达了其与宗一的手足情深及依依不舍之情。

  随柳宗元来柳的追随者中,宗直早逝,宗一远去,只留卢遵一人。“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,舅弟卢遵。”[9](P182)“既往葬子厚,又将经纪其家,庶几有始有终者。”[9](P182)卢遵陪伴柳宗元直至其病殁,且负责办理丧事、经管家产,足为柳宗元之挚友也。

  (三)交友情况。

  柳宗元一生交友甚多,与官员、文人志士交往密切,与僧侣也有往来。其在柳州期间所作诗文中不乏与旧友来往诗文的情形,其中有两人是不可不谈的,即刘禹锡和韩愈。

  柳宗元与刘禹锡在思想上有共识,在文学上也有同好,所以二人很早就成为知交,后来又共同遭遇贬谪,更是患难出真情。在赴任柳州途中,柳宗元以“二十年来万事同,今朝岐路忽西东。皇恩若许归田去,晚岁当为邻舍翁”[5](P464)来表达其与刘禹锡之间难分难舍的情谊。柳宗元在柳任职期间也有许多作品是赠给刘禹锡的,如《重赠二首》《叠前》《叠后》等,足见二人情谊之深厚不移。甚至柳宗元在临死之前还写信给刘禹锡,委托他帮忙编撰自己全集的事宜。

  柳宗元的另一挚友是韩愈,其虽与柳宗元在政见、文学主张等方面不尽一致,但并不影响二人成为至死不渝的朋友。柳宗元病逝前将自己的子女托付给刘禹锡和韩愈,足见其关系之亲密、感情之深厚。柳宗元逝世后,韩愈为缅怀好友、寄托哀思,亲自写下《柳子厚墓志铭》。三年过后,又为纪念柳宗元而建的罗池庙宇题写碑文《柳州罗池庙碑》。

  此外,柳宗元在柳州期间与僧侣来往亦十分密切。根据《柳宗元集》记述,柳宗元曾与僧侣贾鹏、方及、浩初、谈康、令寰、退思、道坚等有直接交往。[10](P2)其到柳州不久,贾鹏便前来拜访。柳宗元写了《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》二首来酬和贾鹏所赠的诗《郡内新栽松寓兴》。浩初和尚与柳宗元在永州时已交往密切。其云游南方,便专门从临贺到柳州看望柳宗元。他们一同登山望景时,柳宗元写下《与浩初上人同看寄京华亲故》,表达自己的悲苦愁绪及思乡怀友的复杂心情。在《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》诗中不仅表达了自己不能同去的遗憾之情,也体现了作者对超凡脱俗的出世生活的羡慕。柳宗元与僧人的交往以及其对佛学的接近,可能是其减轻精神苦闷、摆脱沉重忧患的一种方式。

  综合以上,柳宗元在柳州期间身体孱弱、多病缠身,既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育,又无挚友陪伴、倾诉,仕途上的郁郁不得志都使他的内心承受着莫大的痛苦。

  三、柳宗元被贬柳州后的心理境遇

  “十年憔悴到秦京,谁料翻为岭外行。”[5](P463)柳宗元满怀希望回到长安,不料等待他的却是再度出贬,从而成为其心理境遇的一大转折点。在永州时他仍存有一丝北上的希望,但经过一诏一贬,其仅存的希望破灭了。再次贬谪对柳宗元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流放,其心理境遇可归纳为如下特点。

  (一)远离政治中心的被抛弃感。

  贞元二十一年(805年)九月,柳宗元被贬永州,虽然也是孤寂难耐、环境恶劣,但当时柳宗元年纪较轻,政治前途尚存希望。然元和十年(815年)再贬柳州时,他已疾病缠身,希望渺茫。如果说柳宗元在永州时尚存一丝幻想,盼望能再次进入朝廷实现政治理想,从而表现得较为积极乐观,那么柳宗元在柳州则表现出更深的被抛弃感。其在永州时写下《江雪》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[5](P484)借寒江独钓的渔翁形象来抒发自己孤独的心情,但也表达出即使在寂寞冷清的环境中也仍要坚持自我的心志。此后,官场失意、贬谪南夷,回京机会渺茫,其在柳州期间所写:“宦情羁思共凄凄,春半如秋意转迷。山城过雨百花尽,榕叶满庭莺乱啼。”[5](P468)借着南方特有的天气现象,使自我与景物交融,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凄黯迷惘的心情,表达其无尽的忧愁与被抛弃感。

  (二)失去自由的被拘囚感。

  贬谪诗人的被拘囚感主要是由三种因素决定的:一是自然环境的包围困锁;二是朝廷律令的严格限制;三是谪居时间的久长。[11](P4)当时的柳州远离政治中心,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,如柳宗元托铜鱼使寄书信时所描述“行尽关山万里余,到时闾井是荒墟。附庸唯有铜鱼使,此后无因寄远书”[5](P470)以及“共来百越文身地,犹自音书滞一乡”[5](P465)的哀怨与感慨。其在《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》中也以“春风无限潇湘意,欲采苹花不自由”[5](P472)来表达自己渴盼自由而得不到的无奈。

  被囚之感常常在思乡之时又变得更为强烈,每当思乡之情涌上心头,柳宗元都恨不能“若为化得身千亿,散上锋头望故乡”[5](P459)。其在《登柳州峨山》更是直抒胸臆:“如何望乡处,西北是融州。”[5](P466)柳宗元本是怀着思乡之情登峨山望长安,以排解心中忧郁,但满眼的景象却不能远及长安,不由发出了“西北是融州”望乡无期的哀叹。

  柳宗元在永州时并未心如死灰,仍希冀着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土,所以那时的作品常能在哀怨中看到对未来的希冀和偶有的生活情趣。反观诗人在柳州,这种生活情趣却变成了“若为化得身千亿,散上峰头望故乡”[5](P459)凄厉的哀怨与绝望。这种变化处处流露出柳宗元在柳州时期更为强烈的拘囚感,心理上的压抑和处境上的无自由感,愈发沉重,难以自拔。

  (三)一时的生命荒废感。

  柳宗元在政治上再受挫折,处境上的被抛弃感及拘囚感使他产生怀才难施的生命荒废感。他向好友韦珩述说:“圣恩倘忽念行苇,十年践踏久已劳。幸因解网入鸟兽,毕命江海终游遨。愿言未果身益老,起望东北心滔滔。”[5](P458)表达被贬蛮荒之地的孤苦难熬之感。

  虽然荒废感强烈,却难以掩盖柳宗元要以负弩前驱的精神去治理柳州、造化一方的坚韧决心。他在到达柳州不久给刘禹锡写的赠答诗中以“负弩啼寒狖,鸣枹惊夜狵。遥怜郡山好,谢守但临窗”[5](P466)来鼓励自己的好友兼战友要有所作为。虽然与当地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、语言、风俗等方面存在差异,但他仍表达了“欲投章甫作文身”[5](P467)的意愿,要克服困难与当地百姓一起推行政务的决心。

  柳宗元的再贬之地是较永州更偏远荒芜的柳州,此时被抛弃感和拘囚感更为强烈,甚至促使其产生了一时的生命荒废感。但柳宗元在柳州亦并非一味消沉逃避,他仍坚持并努力实践“吏者民役”“泽加于民”的吏治主张,尽心尽力为柳州百姓造福,给柳州留下了珍贵的财富。

  四、柳宗元被贬柳州期间的作为

  柳宗元从永州再被贬到柳州,再一次受着沉重的打击,虽然满腔悲愤、愁肠寸断,但他仍认为“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”[5](P376),只要对造福百姓“苟有辅万分之一,虽死不憾”[5](P376)。虽远离庙堂,不能在政治上施展远大的抱负,但他却以“从此忧来非一事,岂容华发待流年”[5](P466)来表明自己不会坐以待日、虚度年华。加之他任柳州刺史,主政一方,与在永州时不得干预政务的闲职不同,故到达柳州后,柳宗元努力实践其“利安元元”的理想。

  (一)为官清廉,福泽百姓。

  柳宗元在柳州任职的四年里,德政累累,两袖清风。其初到柳州,便“莅政方初,庶无淫枉”,[5](P437)誓要“廉洁自持,忠信是仗”,直到其去世后仅留托付给好友刘禹锡的遗文稿一束,至于“其得归葬也,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。”[5](P458),子女也只能委托其好友来照顾,如此清风亮节,足以彪炳千秋。

  韩愈写下《柳州罗池庙碑》来颂扬柳宗元任柳州刺史的政绩,云其“不鄙夷其民,动以礼法”,[9](P182)以礼法经治百姓,“于是民业有经,公无负租……各有条法,出相弟长,入相慈孝”。[9](P197)韩愈称之“生能泽其民,死能惊动福祸之”,[9](P198)足见其对当地百姓及地区的深远影响。

  此后,历代柳州地方官员对柳宗元的政治表现心怀憧憬,纷纷撰写诗文,既为歌颂,也为标榜。如崇宁五年(1106年)进士黄翰(后任柳州知府)在《祭柳侯文》中写道:“一麾出守,惠此南方。龙城虽远,勿敢怠荒。动以礼法,率由典常……生能泽民,死且不亡。”[5](P567)柳州人民也传颂着歌谣“柳色依然在,千株绿拂天”来表达对柳宗元的感激及怀念之情。

  (二)释放奴婢,以文化民。

  柳宗元到达柳州之前,柳州“民贫,以男妇相质,久不得赎,尽没为隶。”[9](P197)典卖平民为奴的现象非常普遍。面对那些因负债无力偿还而成为私奴的人,柳宗元根据元和四年(809年)、八年(813年)宪宗的两次特旨来推行释奴政策,即用以工偿债的方法,恢复那些奴隶的平民身份。

  柳宗元在《寄韦珩》一诗中云:“到官数宿贼满野,缚壮杀老啼且号。”[5](P458)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亦载:“越人信祥而易杀,傲化而偭仁。病且忧,则聚巫师,用鸡卜。”[5](P310)描述了柳州当时“虽唐、虞之仁不能柔”的社会风气。面对此种情形,柳宗元以“兴孔子之道”为己任,“饥行夜坐设方略,笼铜枹鼓手所操”,[5](P468)不仅重修崩塌了的孔庙,撰写碑文来大力弘扬儒家思想,而且勇于提掖后进,“有长必出之,有不至必惎之”[5](P361-362)以使百姓能“人去其陋,而本于儒。孝父忠君,言及礼义。”[5](P54-55)老百姓经过慢慢积累,愚昧落后的观念遂逐渐消弭。

  (三)身体力行,重视生产发展。

  柳州人本不饮井水,传统的习惯是背着瓦罐去江边舀水饮用。“始州之人各以罂臬瓦负江水,莫克井饮。”[5](P241)“崖岸峻厚,旱则水益远,人陟降大艰。雨多,涂则滑而颠。”[5](P241)足见取水之艰难不易。柳宗元亲自组织挖井,打破百姓“恒为咨嗟,怨惑讹言,终不能就”[5](P241)的状态,以造福后人。柳宗元亦将“畴肯似于政,其来日新”[5](P241)的利民精神推广到其他方面,引导人们从事农林生产,亲自在荒地上种植柑树和在柳江河畔种柳树,并写下诗文。此外,柳宗元还大力指导发展牧副业、修路等,使柳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

  结语

  元和十年(815年)柳宗元在满怀希望中从永州被贬至更为偏远的柳州,遭受了政治上的又一次打击。在柳州期间,他一方面忍受着暑热过半的气候和疔疮等疾病的折磨,另一方面又面临政治上的失意及与亲朋好友的分离。在此背景下,柳宗元生出些许远离政治中心的被抛弃感、失去自由的被拘囚感以及一时的生命荒废感都是在所难免的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其在柳州虽仅四年,仍能在恶劣与孤寂的环境中坚持“辅时及物”“利安元元”的政治理想与抱负,为官清廉,释放奴婢,以文化民,发展生产。柳州的艰难际遇无意中成为柳宗元文学创作的一大源泉,促使其留下了许多传诵至今的诗文,时至今日人们称之为“柳柳州”,足见柳州际遇对其人生影响之深远。

  参考文献

  [1] 司马光编,胡三省注.资治通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6:7708-7709.  [2] 刘昫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:4214.  [3] 李吉甫.元和郡县图志[M]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:926.  [4] 舒启修,戴义开等点校.马平县志[M].南宁:广西人民出版社,1997:6-19.  [5] 柳宗元.柳河东全集[M].北京:中国书店,1991:54-567.  [6] 长孙无忌撰、刘俊文点校.唐律疏议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:185.  [7] 王溥.唐会要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5:546.  [8] 覃延欢.浅谈唐代广西文化的发展[J].广西社会科学,1986(3):7.  [9] 韩愈着,童第德选注.韩愈文选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0:182-198.  [10] 蓝天强.柳宗元在柳州与和尚的交往[J].柳州师专学报,2004(4):2.  [11] 尚永亮.论元和五大贬谪诗人的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[J].吉首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1997(2):4.

上一篇:沈阳领先实行市制的动因及其具体内容

下一篇:波斯为什么没有被阿拉伯同化

热门标签
Copyright © 2002-2017 法度网 版权所有